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6期 原标题：《助学：大篇章，新趋向》
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实施人民助学金制度。这是新中国助学体系的最早起源。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出台了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的意见，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现代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起点。
200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新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
历经三十余载，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全覆盖、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数以亿计的贫困学子在不同教育阶段通过不同形式得到资助，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从此改写。
学生资助，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部伟大诗篇。
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实力、国民生活水平、人均教育程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助学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能与国际接轨的资助政策体系，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重要保障。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个总目标基本实现后，社会发展又对现代化助学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更智能、更人文是未来助学发展的趋势所向。
东北大学学业腾飞计划资助困难学生赴法国游学访问
半月谈记者 胡浩 王鹏 郑天虹 王莹 吴晓颖 白丽萍
三十余载，足够让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三十余载，足以改写人生故事，点亮无数个梦想和未来。
教育，给了寒门学子描绘命运的画笔。可以说，如今在海内外各行各业，都活跃着得益于助学走出贫困并站上成功阶梯的身影。助学的意义在于，不让奋斗因贫困而终止，不让贫困的种子代际传递。
方荣是湖北省大别山区罗田县希望小学的校长，也是这所小学曾经的学生。方荣曾是一名留守儿童，家境贫寒，一度面临辍学，在希望工程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她才得以完成学业。从中等师范毕业后，她选择回母校任教 姚琪琳 摄
1991年5月，一张“大眼睛”照片让全国人民心头一颤。照片中的女孩苏明娟由此成为希望工程的名片。在我国，有千千万万个“苏明娟”通过学业资助改变了命运。
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桃木疙瘩村的张胜利，是希望工程救助的首批学生之一。曾因家庭变故中途辍学的张胜利，出于对学习的渴望，试着给县里的“官员伯伯”写了一封求助信。1989年10月，张胜利接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就读证。已背起锄头的他，重回校园拿起了钢笔。1995年，张胜利被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录取，毕业后毅然回乡任教。为了铭记自己的特殊经历，张胜利为女儿取名“希望”。
今年22岁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达麦乡的尕德才让，就读于甘肃省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这个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走出去的为数不多的“高材生”之一。
受益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才让得以免学杂费、享受政策补助1万元，为家庭减轻了许多压力。
2018年，从未出过省的广州大学学生邹莹接受全额资助，参加了广州大学的海外研学项目，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强化英语学习。她感慨：“作为一个困难生，之前没想到人生竟有如此丰富的可能性。”回国后的邹莹参加了义教和暑期下乡志愿服务，成为“天使行动”志愿者。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影响更多年幼的贫困孩子。
199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关于做好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要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成为我国学生资助工作的总目标。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资助学生6.2亿人次，资助总金额累计突破1万亿元，成为一项重要民生支出。如今，“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已基本实现，这是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的重大举措。
从1999年建立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至今，我国助学体系不断完善，助学范围逐渐覆盖各个教育阶段。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改革；200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成为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设的又一个新起点；2010年建立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制度；2011年实行了学前教育学生资助政策；2012年调整和完善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2013年改革完善了研究生资助政策；2016年出台了对于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政策。
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参与的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本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学生资助政策网越织越密，成为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
2019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幼儿）10590.79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2126亿元。
我国在探索助学体系改革中不断创新。在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和生源地助学贷款制度设计中，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经办银行，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放和回收贷款。通过制度创新，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基本解决了助学贷款在发放和回收方面的世界性难题。与此同时，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资助方式，比如高校助困与奖优相结合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制度、高校“绿色通道”制度和运用网络支付手段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制度等。
半月谈记者 郑天虹 王莹 吴晓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国家助学体系的建立，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
从2007年我国新的资助政策体系建立以来，我国助学范围不断扩大、资助投入不断增加，已基本实现“应助尽助，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发生巨大变化，助学体系也面临新时代下的新考验。
“精准化”便是其中一道重要考题。智能化、大数据化，都是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以实现精准助学，也是未来助学体系的努力方向之一。
浙江大型公益助学行动“2018彩虹计划结对大会”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举行 徐昱 摄
在过去，资助更多是解决学生的学费、书本费以及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如今，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各地在助学体系探索中，逐步建立集“奖、贷、助、勤、减”于一体的资助政策体系，并与时俱进。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说，扶贫不单要扶智，还要“扶志”——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能拥有全球视野和振兴中华的志向。该省全国首创在全省普通高校开展“助梦扬帆——广东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海外研学项目”。
项目资助对象为经各普通高校评选推荐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优秀大学生，由广东省教育厅分批安排赴科研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学术、科研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学习，安排赴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进行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学习。
2017年，广东省共有124所高校的124名本专科贫困家庭优秀大学生参加海外研学；2018年及2019年，研学人数均为138人。这些学生的往返交通费和在境外的交流活动、食宿、交通、保险医疗等费用，全部由省教育厅和学生所在高校资助。
已在华为公司就职的吴志琪，毕业于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在校期间曾受资助参加了学业腾飞计划——国（境）外短期访学项目。
“出国交流学习对我而言曾是那么遥不可及，却在大学生涯里实现了！是国家和学校的资助让我有机会汲取多元文化的养分，让我有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让一个寒门学子也有了国际化成长经历。”吴志琪说。
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造成城乡教育水平差距长期客观存在。孩子无法选择出身，国家有义务通过助学体系让起点低的孩子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助学体系是发展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助学体系相关政策措施也需要与之相适应。
首先，助学标准有待提高。比如高校在校生获得国家层面的奖助学金比例偏低；助学贷款额度是每人每年8000元，对于进不去公办学校只能选择读民办高校的贫困学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在学前教育阶段，据东部某省助学工作人员说，给予农村困难家庭学前教育资助每月100元，但农村幼儿园收费现在每月要四五百元；中职助学金每人每年2000元，也有待提高。
人口流动性强也为贫困学生认定带来困难。比如在人口输入大省广东，有人在人口输出地被认定为贫困户，被建档立卡，结果来广东打工后赚了钱，其收入水平与之前相比大为不同，孩子就不应再拿助学金。
其次，组织保障方面有所弱化。学生资助是一项长期工作，政策性强、任务量大，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和稳定的队伍作为保障。
近两年，有些地方学生资助机构和队伍建设呈现弱化现象，一些地区存在无专门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无专人负责资助信息系统、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如有的地方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被合并为当地院校的一个内设机构，有的地方资助管理中心级别降低，人员缩减。
最后，政策宣传仍须进一步加强。助学对象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而许多经济困难的家庭，父母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接收渠道较窄，观念往往更为落后。
一些地方助学工作人员发现，仍然有困难学生不知晓助学政策，宣传政策目前不能做到挨家挨户。农村大量留守儿童由隔代抚养，监护人对政策的知晓度更低，有的知道政策也不敢贷款，需要针对特殊人员制定个性化宣传方案，提高资助政策知晓度，让学生资助政策妇孺皆知。
智能化、大数据化是未来助学体系发展的趋势。为确保助学过程中“符合标准的学生一人不漏，不符合标准的学生一人不进”，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都逐步引入了现代技术手段助力精准资助。教育部目前已建成学前、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本专科、研究生6个子系统，提供学生资助管理服务。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与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和中国残联相关信息系统实现了在线对接与数据共享，定期将比对出的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孤儿、残疾等特殊困难学生数据“下灌”至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数据共享、汇聚、整合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信息、家庭经济信息，国务院扶贫办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民政部的低保、特困救助、孤儿等学生信息，中国残联残疾学生信息，国家资助、地方政府资助、学校资助、社会资助等资助项目的受助信息，构建了全国学生资助大数据。
建成的资助系统呈现六大亮点：一是数据共享，学生资助数据与学籍、扶贫等系统数据共享；二是GIS地图数据展示，通过地图可查看全国以及各省、市、县的资助概况；三是分类管理，对受助学生名单分类、分项进行细化管理；四是指标扩展，各地可根据业务工作需要添加数据采集指标；五是业务定制，各地各校可在系统中自动定制地方政府、学校和社会等“本土化”资助项目；六是自定义报表，资助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灵活生成有关统计报表。目前，学生资助6个子系统全部上线运行。
广东先行先试，在省教育厅专门成立学生助学工作管理办公室，作为行政机构归口管理所有助学工作，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建立“三大数据平台”，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数据库、建档立卡学生身份认证数据库、学生资助信息数据库，实现“中央—省—市—县—校”纵向互联，与扶贫、民政等职能部门横向互通。
各地还建立了多级资助标准，分档发放助学资金。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智慧助困系统”，依托学校学生数据中心、资助中心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通过大数据算法的挖掘与分析，自动生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议名单并判定学生困难指数，再结合线下访谈、辅导员评价，将学生分为不困难、一般困难、困难和特别困难四个级别，避免出现“平均分配”“过度资助”等现象。
当前，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接下来，应加强组织保障，督促各地尽快调剂落实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人员编制；加强政策宣传，实现到户到人，也可把获得资助的学生组织起来担任宣传员，既扩大政策知晓度，也不失为资助教育的一场生动接力。
半月谈记者 王莹 郑天虹 吴晓颖 陈凡靖
我国的助学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至今，是从“经济资助”向“资助育人”、从“助困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扶困是基础，扶志是关键，赋能才是根本。
在探索中，逐渐形成以人文关怀为底色、以育人为导向的现代化助学体系。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长效机制和完整高效的管理制度，是现代助学工作需要面对的课题。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长洞村弄模屯大学生罗金龙恪守诚信，身患重病却将救命钱优先偿还到期的助学贷款 周华 摄
“学期结束，忽然发现我的饭卡里多了600块钱，感觉暖暖的。”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示：这份意外有点惊喜有点甜蜜。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超介绍，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校会专门发放“隐形补助”。无须申请，学校每学期会定期将600元至1200元补助打入约500名学生的饭卡。
“隐形资助”体现的是精准化背景下，一抹暖心的人文底色。据了解，现在不少高校基于学生一卡通在食堂的消费情况，悄悄给不舍得吃饭的贫困学生打一笔钱，既帮助了他们，又照顾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原先宁可不吃饭也不愿申请困难补助，一想起公示的环节，同学异样的目光，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谢谢这一隐形的暖心举措。”贵州某大学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在网站留言表示。
其实，随着学生资助制度不断健全，除了资助“隐形”，在奖助学金评审公示环节，各地也越来越注重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
据了解，各地各校全面取消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盖章环节，改为申请人个人承诺。大部分省份在高考前便启动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牧区，以及贷款学生数量较多的地区将贷款受理点下沉至乡镇。各地各校在国家助学金评审、公示、发放环节，不公示学生和家长的个人敏感信息，妥善选择公示形式和范围。
鞍山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白雪峰说：“贫困生认定取消了各种开证明的环节后，早年间为了获得资助学生公开‘比惨’的现象少多了。”
更注重保护学生隐私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即贫困生认定不需要开证明之后，如何确保助学金发给真正的贫困生？“在学校进行贫困生家访过程中，经常会发现部分学生家里的情况并没有达到贫困的程度，尤其是对于刚入学的新生，学院与辅导员都不了解，无法判定是否真贫困。”白雪峰对此表示担忧。
“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心理上多少有些自卑，助学工程实际上也是暖心工程。” 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崔宝华表示，学校每年都会组织辅导员对贫困生进行家访，点对点了解学生的实际困难。鞍山师范学院目前有45名孤儿，学院除了全部给予补助之外，还安排辅导员长期接触，给予精神上的关怀。
“每逢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为了让我们不会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老师们会给我们带来关心和慰问，送一些小礼品。这不仅给我的生活提供了帮助，还让心里感到无比温暖。”鞍山师范学院一名贫困生在写给学校的信中这样倾诉。
每年，辽宁都有上千名辅导员面对面向困难学生和家长介绍国家和省资助政策，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常怀感恩之心孝敬父母、回馈社会。
“资助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希望我们的资助不仅能纾解学生生活上的困难，更能走到学生心里去。”白雪峰说。
东北大学阳光培训计划——受助学子反哺支教
思想脱贫，是决定脱贫成果的关键因素。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石昌远说，无论是资助内容与内涵、资助方式与体系，还是管理运行机制与依法资助等方面，“育人”显得越来越迫切，应当成为学生资助工作的灵魂所在。
多位地方助学工作人员认为，现有的资助体系更强调对困难学生的补助，可适当提高贷款的额度、扩大受益面，减少免费财物赠予，鼓励学生自力更生。
为了防止受助学生坠入“天上掉馅饼”的福利陷阱，不让外部资助弱化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东北大学针对学生的物质资助在保障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了有偿资助。东北大学每年列支1080万元用于本科生的勤工助学，其导向性不言而喻。
华南师范大学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约6000余人次，学生通过勤工助学活动收入约1800万元，约占全校所有资助金额的27%，有效弥补了学校奖助学金的不足。如今，学校形成了“华师家教”品牌，每年为学生派发家教岗位约2100个，学生通过家教收入约900万元。在“华师家教”兼职的大学生华振说，自己在家教工作中体验到尊重和责任，这是一段很宝贵的人生经历。
东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化学生物学专业博士生郑少钦表示，国家和学校的资助与帮扶，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激励学生完成学业，为实现梦想努力奋斗。
近十年来，辽宁省助学贷款的还款率超过98%。这一方面得益于征信体系的建立，以及短信提醒、学生所在地联络员提醒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开展诚信教育的结果。
“在资助育人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很重要。但目前看来，我们的资助主要还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崔宝华说。根据《2019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数据，2019年学生资助资金中，财政投入1449.55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8.18%；高校学生国家助学贷款346.07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6.28%；学校资助资金投入303.27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4.26%；社会资助资金投入27.11亿元，仅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28%。
应营造政府、学校、社会多方参与，“各级机构联动，社会各界参与”的育人氛围，为育人提供支持，形成良好的法治捐赠氛围和捐赠成效。
